一旦下定决心，金州军的部署就开始做出了重大的调整。
鲁若麟向朝鲜增派了五个师的兵力，并将预备北伐的粮食一船船的往汉城运。
即便如此，皇太极也没有进攻辽南的想法。当初全力南下都碰得灰头土脸，现在的金州军比以前只会更强大，主动进攻毫无意义。
虽然得到了大量兵力和物资上的补充，但是崔永建完全没有扩大自身地盘的想法，依然将控制的区域限定在汉城周边平原地带，无非是比之前稍微向北延伸了一些。
这么做也不是为了扩张，主要是为了方便接收北边的朝鲜难民。早一点让难民进入金州军的控制区域，他们活命的机会也会大一些。
不过有时候事情总不会以你预想的轨道运行，崔永建不想扩张，但有的是人上杆子贴上来了。
首先是深受金州军影响的全罗道主动靠了过来，明确表示要接受金州军的领导。
全罗道地处朝鲜半岛的最南端，鞑子很少涉足这里，受鞑子的影响很小。同时因为紧邻济州岛，全罗道与金州军的往来非常密切。哪怕是鲁若麟脱离朝鲜自立之后，两边的往来也没有减少，只是没有以前那么明目张胆罢了。
作为金州军南北航线上重要的节点，全罗道的木浦港受金州军的影响是最深的，可以说木浦港现在完全依靠金州军而存在。
如今的木浦港可不再是以前落后贫穷的小港口了，已经发展成了繁华富庶的港口城市。论富裕程度，在整个朝鲜南方基本都算是数一数二的了。
而且金州军在木浦深耕这么多年，当地从官员到百姓对金州军的认可程度非常高。在得知李倧被抓到盛京去了，金州军占领汉城的消息后，以木浦为代表的全罗道第一时间表明了自己的立场，那就是归顺金州军。
实在是因为全罗道的官员百姓受够了汉城无休止的搜刮，趁此机会脱离李氏朝鲜的统治。
为了应付鞑子的勒索，汉城肯定要将手伸向各地以满足鞑子的需求，因为金州军而富裕起来的全罗道自然成为被搜刮的重点。
全罗道百姓承担着远比朝鲜其他地方高的赋税，辛辛苦苦赚的钱财大部分都被汉城拿走了，日子不过是比朝鲜地方强一点，比起金州军治下的百姓就差太远了。
因为这个全罗道的官员、百姓早就心有怨言，只是碍于大势不敢说什么。如今李氏朝鲜不行了，当然要趁此机会投向能够带给自己好日子的人。
崔永建对于全罗道的归附倒是乐见其成，毕竟那边现在还能够自给自足，并不需要他给予太多支持。无非是全罗道各地还有一些起义军没有平定，需要金州军提供一定的武力支持。
只要不是要粮食，崔永建这里都好办。
崔永建直接派了一个师的兵力前往全罗道，协助当地官府维持治安和平定匪乱。
至于接收全罗道，崔永建暂时还没有这样的想法。不是不愿意，而是没人。只能先让当地官府自治，等到条件合适再派官员前往管理。
陆军在行动，金州军的海军也没有闲着，朝鲜沿海几个重要的港口城市在鲁若麟决定出兵朝鲜之后也很快落入了金州军的手中，比如釜山、群山等重要的港口。
不过海军根本没有深入内陆的意思，仅仅只是占领这些重要港口，维持海上航线的安全。
港口周边的朝鲜势力，即使不想归附金州军，对金州军占领的城市也是避而远之，轻易是不敢到那里去闹事的。当然，也会有头铁搞不清楚状况的，想要捋一捋金州军虎须，结果自然非常的悲惨。
所以这些被金州军占领的港口城市对于很多朝鲜人来说意义非凡，无一例外成为朝鲜人躲避战乱的首选之地。特别是那些有钱人，争先恐后的向这些港口城市迁移，造成了这些港口城市的畸形繁荣。
像全罗道这样的地域，投靠过来也就罢了，但是像江原道和庆尚道也想投靠过来，这就让崔永建有些头大了。
这些地区位于朝鲜的东面，除了沿海一带有极少量平原，以及群山之间有些小型的山谷盆地，其他的地方全都是莽莽大山。
在这个交通原始落后的年代，这些地方的特征只有一个，那就是穷，而且是非常的穷，穷到朝廷和鞑子甚至都搜刮不出多少油水来。
这些地方虽然也有一些矿产资源，但是受限于恶劣的交通情况根本就运不出来，可以视作毫无价值。
这些人跑到汉城表示要归附的同时，张口就是要粮食、要军队，让崔永建非常的无语。
随着朝鲜统治的崩坏，这些山区出现了大大小小无数的起义军和土匪，官府的统治已经只能局限于城池里面，对于广大的山区和农村已经完全失去了控制。
对于这些地方的归附，崔永建只是在名义上接受了，实际上没有派出一兵一卒。只是给予了部分的钱财，让他们自己组织军队维持治安，实在是没有能力去管他们的。
崔永建将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了汉城及周边地区，力争将其打造成金州军在朝鲜的前进基地。
崔永建首先实行的一项政策就是废除了朝鲜的四民等级制度。
朝鲜为了稳定统治，将国内民众分为四等。
最高等的就是王族，其次就是两班贵族，再就是平民，以及最下层的贱民，很有点印度种姓制度的味道。
在朝鲜，跨阶层上升是非常困难的，反而向下流动非常平常。这样的制度固然保证了国家的稳定，但是也造成了国家的一潭死水，几乎毫无活力。
崔永建原本就对朝鲜的政治体制不满，他更喜欢金州军那样人人平等的环境。虽然他也是两班贵族家族出身，但是他要做的就是摧毁这个为权贵阶层服务的腐朽制度，重新焕发朝鲜民众的活力。
他的主要手段就是限制原来两班贵族们的权力，大量录用和提拔平民出身的官员。赐予所有贱民自由身份，不再限制他们学习、经商、做官的权力，并允许他们自由流动。
崔永建的这项政策在汉城引起了轩然大波，遭到了那些世家贵族的强烈抵制。